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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哲学特殊论：西方哲学为哲学的一般标准形态，而中国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

古代中国哲学渊源于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中国哲学渊源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另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

因此，广义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者说不成熟的形态，需要按照西方哲学的形式标准加以改进。[38] 说明两点：其一，这里须区分宗教与宗教哲学。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而非哲学的。最大的问题是：所谓哲学成为脱离当下生活的东西。

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这类观点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乃是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就是一般哲学的标准形态。与对于礼的非毁相反，魏晋时期对于乐却十分重视，阮籍著有《乐论》，嵇康著有《声无哀乐论》，都试图在宇宙论角度对礼乐进行重新定位，他们对乐的理解与《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传统有继承关系，但乐指向的合同一体这一面被格外强调。

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魏晋虽为新礼，但有很强的复古取向。但这并不是一种自得的方案：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无异而不假，故所假虽异而共成一体也。

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有时无指的是对待有的态度。

体远用近与体无言有的相似结构，也启发我们可以把远与无关联起来进行理解。在一体之中，刻意的爱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差异之间是以无相与无相为在客观上相与相为，最终达到自然的百节同和表里俱济。达者在知通为一的视野里呈现为畅于无极不得有穷的自得的实现状态。对有限自我的复杂情绪也被凸显出来，比如对生命短促的叹息，对死亡的恐惧，对享乐的沉耽，自我保存的追求在某些时刻甚至超过了自我实现。

名士阮裕曾批评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同时，在死生变化的无终穷的前提下，郭象又指出了有限个体是一体的：今死生聚散，变化无方，皆异物也就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而言，境界又表征着自我所达到的意义视域，并标志着其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5]（《答陈明水》）此处所谓用，即为抽象的精神受用，它隔绝于现实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之外，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

劳动既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直接中介，又是人作用于世界的基本方式。理想追求与使命意识的上述统一，则会获得境界的形式。

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境界展示了人所体验和领悟的世界图景。这里无疑可以看到人文关怀与仁道原则相统一的儒学传统，而从境界的角度看，则人我之间、物我之际不再呈现为相互对峙的二重序列，自我似乎内不觉其一身，外不察乎宇宙，小我与大我似乎浑然为一体。

在这方面，广义的理学似乎表现出某种两重性：一方面，从它没有放弃以无极、太极等形式来构造世界看，它仍囿于思辨的进路。进入心性之域，则同时表明融入了人的存在之域。据此而言，人便不能在自身的存在之外去追问超验的对象，而只能联系人的存在来澄明世界的意义。从总体上看，较之对天道的形上追问，心性之学更多地指向人自身的存在。理学的不同阐释者对心体与性体也各有侧重。由无极或无形之太极衍生出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又分化为五行，由此进一步形成了四时的变化和万物的化生。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在价值的层面，意义首先涉及人的需要。

另一方面，当它从心性的视域理解世界时，则又向联系人的知行过程把握世界接近了一步，这种两重性往往并存于同一哲学家之中。意义世界的以上内涵及意义世界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显然处于理学的视域之外。

从以上前提看，意义世界的构成，首先基于人变革对象的现实活动，正是通过人的这种活动，天之天（本然对象）逐渐摆脱自在的性质，取得人化的形式。这种评论并非毫无所据。

历史地看，作为为我之物的意义世界一开始便与人作用与变革对象的知行过程难以分离。在张载的如下名言中，后者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心性作为哲学问题，并非始于宋明，但在这一时期，心性问题被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而化上述理想蓝图为现实，则构成了人的历史使命。

作为意义世界的表现形式之一，精神之境蕴涵了对存在的体与悟，同时又凝结并寄托着人的在世理想。类似的看法亦见于程颢。

就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而言，心性论的进路不同于对存在的超验构造。[2](P376)这里既体现了理想的追求，又包含了内在的使命意识。

通过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劳动不仅在狭义的经济学层面创造了价值，而且在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面上赋予世界以意义。[2](P62)这里既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关切，又渗入了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

作为精神世界的具体形态，境界更多地与个体相联系，并以个体的反省、体验等为形式。按照理学的理解，人为天地之心，民为社会之本，往圣之学体现了文化的精神命脉，天下安平则构成了历史的目标。与之相联系，从心性的视域考察世界，意味着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世界。使命的意识则以人应当承担什么？的自我追问为内容。

从这方面看，理学在心性之域展开意义的追寻，无疑又有其消极的一面。理学从心性的维度理解世界，也从心性的层面体悟存在的意义，这一进路既如前述，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对世界的超验构造，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对人自身存在价值的独特关注。

理学一再以所谓醇儒为理想的人格，这种人格每每也以精神世界中的穷理去欲为指向，实际的经世活动则难以进入其视域。在超验的构造中，世界往往被理解为知行过程之外的抽象存在。

可欲之谓善，从更本原的层面看，这里的可欲可以理解为合乎人的需要。从形上之学看，理学对存在的沉思包含多重路向。